山西地处黄河中游，不但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而且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特别是明清时期，勤劳俭朴的山西商人创票号，建银行，行大道，重仁义，倾心实业，经年发展，开拓商路横跨欧亚，创新票号“汇通天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世界经济奇迹，形成了内涵十分丰富的晋商文化，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晋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晋商是三晋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号称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称雄中国商界达500 年之久，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

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很深的经商世家。晋商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山西商人是票号的首创者，走在中华商业文明进步的前列，走实业救国之路，夺金融之先声，举商贸之大业，创造了响誉中外的商业文化。

1、隋唐以前是晋商文化的发韧期。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始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时，山西的榆次、安邑等地就对内使“工商食宫”，对外便“轻关易道通商”，成为了当时有名的商业集镇。之后，“猗顿居犄氏，用盐盐起”、“大蓄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赞比王公，名驰天下”。今山西临猗县王寮村就有猗顿之墓，并有陶朱公庙。秦汉时，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就已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漳州（今晋城市）、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近年来山西出土有公元四至七世纪萨珊王朝金币，虽不能认定隋唐时期已有山西商人到过伊朗，然而山西商人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却是毋庸置疑的。

2、宋元时代是晋商文化的形成期。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公元996 年（至道二年）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事实上无法办到。庆历年间（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宋王朝出藏绢二千余匹，市马于山西奇岚，又诏三司出绢三万匹，市马于山西各州府。其它商品交易，非官市者听其与民交易。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据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进一步扩大。从《马可波罗行纪》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3、明朝是晋商文化的兴盛期。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次，山西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资本雄厚的晋商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现在的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晋商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朝，其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

4、清朝是晋商文化的鼎盛期。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据史料记载，当时全国排名前16 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满清入关称帝后，顺治皇帝在紫禁城设宴，亲自召见答谢山西的八大商人（榆次的常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范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并赏赐朝服，编为“御用皇商”。当时世界经济史学界把晋商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商业的发展不但给山西商人带来丰厚的财富，而且也改变了人们多少年来“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正如山西商人说“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当时，茶庄票号是非常热门的行业。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特别是晋商的驼帮、船帮和票号，是晋商成功发展的三座丰碑。驼帮是晋商中以骆驼运输为主从事贸易活动的重要商帮之一，主要的产品是茶叶，实行运销一条龙经营。当时南来“烟酒糖布茶”，北往“牛羊骆驼马”。晋商

在福建、两湖、安徽、浙江、江苏一带购买茶山，同时将收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砖茶，然后经陆路、水路两条路线运往各个分号，销往蒙古及俄国一带。

船帮出现在清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量猛增，但当时我国产铜量极低，仅靠云南一地产的滇铜远远满足不了铸币的需求。在此情况下，山西商人组织船帮对日贸易采办洋铜。介休范家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被人们称为著名的“洋铜商”。晋商在利用“驼帮”、“船帮”经商的过程中，真可谓是“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商帮驼铃声声，传播四方。”

票号作为当代银行业的鼻祖，是晋商最大的发明和创举。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是由平遥李家独资创办的日升昌票号，地址在平遥的西大街上，现在已经开发为“中国票号博物馆”。当时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平遥、祁县、太谷人群起仿效，形成了平遥帮、祁县帮、太谷帮。祁太平三帮曾有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的美誉。据史料记载，当时全国51 家大的票号中，山西商人开设有43 家，其中晋中人开设了41 家，而号称“白银谷”的祁县就开设了12 家。在这些票号中值得一提的是祁县的第一家票号合盛元。1907 年，合盛元远涉重洋，在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神户以及朝鲜的新义洲等地，设立了票号分庄，从事国际汇兑业务，开启了我国金融机构向海外设庄的新纪元。

晋商不仅是一个地域商人群体，还是一种儒商文化符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商业结合的创新与传承。晋商成功的根本在于儒商精神，而儒商精神的根本在于" 诚信"，这可能也是社会上比较缺失的一种价值观念。当时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晋商，继承发扬了唐晋遗风的管理理念，政治上博大宽厚，兼容并蓄；经济上求同存异，自强不息；经营上以关公为崇拜偶像，立身处事，忠义诚信；以乡土为轴心，彼此联结，互相提携；以地缘为贸易，以义制利，艰苦创业。晋商善于用以德服人的方式去处理经商和家族的关系，礼义为道，内外和谐，勇于开拓，诚信天下，在明清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几乎完全控制了中国金融业的命脉。

晋商的发展，不仅为中华民族培养和造就了一代理财人物，实现了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且创造了中国特色的企业治理结构、管理制度和实用技术，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晋商文化，即：重商立业、学而优则商的人生观；诚信义利、以义制利的价值观；同舟共济、同甘共苦的团队意识；选贤任能、重用乡生的人才理念；组织严谨、劳资并重的管理制度；任劳任怨、尽心尽力的敬业态度以及艰苦奋斗、务实创新、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创业精神等。这些精神和理念早已经潜移默化地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心智素养和商业文化之中，已成为新时代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我们今天深化改革、创新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晋商文化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

山西，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特别是明清时期，纵跨五个世纪、经营项目广、活动范围大、资本雄厚、利润巨大、饮誉中外的晋商集团，在中国内陆最贫瘠的土地上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其中所蕴含的管理思想内涵十分丰富。

晋商文化以诚信、务实、创新为核心内容，其形成和发展，缘于山西人“巧于经商、精于计算、诚信守诺、节俭储蓄”的良好风尚。这种良好的风尚不仅使晋商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源源不断的白银流回了家乡，还有效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和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

晋商作为一种历史，辉煌几百年，靠得是晋商诚信的品格、务实的经营和永无止境的创新。这是晋商几代人驰骋商场称雄世界五百多年的制胜法宝，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很少见的，其中的文化内涵，确实需要我们好好研究和总结。几百年前，晋商就采用联号制和股份制，实现了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解决了“富不过三代”的问题，并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劳资并重，资本股与人力股共同参与分配，建立了长短期相结合的激励机制，使员工利益与企业发展紧密联系，这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但晋商后期官商勾结、窝里斗、因循守旧等消极负面的文化因子也严重影响着企业的创新发展。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014 年9 月24 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同时他也强调，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晋商文化是我国儒家文化与商业文化融合的典范，也是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创新。它不仅是山西的历史的，也是民族的时代的。面向未来，对于晋商文化，我们既不可能割断它，也不可能跨越它，而应知古鉴今，温故知新，以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积极发掘其进步的、民主的和科学的因素，认真汲取其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弘扬晋商文化“诚信义利、务实创新、选贤任能、艰苦奋斗”的时代价值，努力建设富有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的先进企业文化，创新经营之道，提升管理水平，以此发展企业，增强国家实力，促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简介：任志侬，正高级政工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邀研究员，全国首批注册高级CCO，文化部人才交流中心企业文化专家，山西省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编辑出版《引领卓越》《循道管理》《国企文化探索》《尚品》《三间微话》等著作7 部。